豫让论

豫让论
作者:方孝孺  朝代:明代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
　　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士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曰：“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臣事：以为臣的道理和本分来事奉。
智伯：春秋时晋卿。亦作知伯。名智瑶，亦作知瑶。
赵襄子杀智伯：赵襄子：春秋时晋大夫，名赵无恤，晋的执政大臣。晋定公时（公元前—前），赵、魏、韩、智氏、范氏、中行氏等六家贵族，基本上分割肢解了晋公室，同时六家之间的争夺也很激烈。公元前年，范昭子（范吉射）和中行文子（荀寅）失败后逃离晋国，其地为赵、韩、魏及智伯瓜分。公元前年，智伯联合韩、魏攻赵。赵襄子接受谋臣张孟谈的建议固守晋阳。智伯和韩、魏联合围攻了三年多，无法攻下。赵襄子派张孟谈潜出城，对韩宣子、魏献子说明赵亡之后，智氏必灭韩、魏的利害关系。韩、魏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与赵联合，一举消灭智氏，杀死智伯。
烈烈：形容显著貌。
愚夫愚妇：泛指普通老百姓。
处死之道：处理死的方式、方法。
愧：使动用法，使之惭愧。
中行氏：中行为复姓，春秋时晋侯作三行川御敌，荀林父将中行，后遂以为姓。此指晋卿荀寅，晋顷公时为下卿，后奔齐，卒谥文。
“中行氏以众人待我”四句：中行氏把我看作一般人，我就以一般人的身份为他做事；智伯把我当作济国之士，我就以济国之士的作为来回报他。
段规：战国时韩人。
韩康：韩康子。智伯索地于韩康子，段规劝给予，以骄其志，俟后收拾之。
任章：春秋战国时魏国人，曾为灭晋出谋划策。
魏献：春秋战国时晋国的卿，名魏驹，一称桓子。智伯索地于魏桓子，桓子不与，任章规劝给之以骄其志，俟后图之。
郄疵之事智伯：郄疵：春秋战国时晋人。据载，智伯率魏之兵围攻赵国，郄疵劝智伯说，从韩魏攻赵，赵亡，灾难必及韩魏，韩魏必反。智伯不听。事见《战国策·赵策一》。
请地：要求割地。
无厌：没有满足。
宜：应该。
陈力就列：谓在自己所任职位上格尽职守。
谆谆然：形容忠诚恳切貌。
再：二次。
伏剑：以剑自刎。
顽冥不灵：谓愚钝无知。
庶几：犹或许，也许。
斩衣而死：赵襄子出外，豫让暗伏桥下，谋刺赵襄子，没有成功。被捕后，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三跃，呼天击之”，然后自杀。
开悟：开导以使醒悟。
肥瘠：即胖瘦。因古时秦国与越国相距甚远，故谓。
曾：竟然。
若是：如此，像这样。
不胜：不克制。
血气：指感情。
悻（xìng）悻：形容刚惶自傲貌。
虽然：即使如此。
固：原本。
当：充当，担任。
腆（tiǎn）然：形容厚颜貌。
自得：自己感到得意。▲

赏析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