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哀伯谏纳郜鼎

臧哀伯谏纳郜鼎
作者:左丘明  朝代:先秦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
　　（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大（tài）庙：即太庙，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的祖庙。
临照：管理和监察。临，统管，治理。照，察看。
令德：美德。令，美好。
清庙：即祖庙，因其肃穆清静，故称。
大路：也作“大辂”，即大车，特指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祭天时所乘的车子。越（yuè）席：用蒲草编织的席子。越，通“括”，结。
大（tài）羹：即太羹，也作“泰羹”，古代祭祀时所用的肉汁。不致：指不调五味，不加各种作料。
粢（zī）食：用黍稷加工品制作的饼食，祭祀用作供品。粢，黍稷，泛指谷类粮食。不凿：不舂，这里指不精细加工。
衮（ɡǔn）：古代帝王及公卿祭祀宗庙时所穿的礼服。冕（miǎn）：古代帝王、公卿、诸侯所戴的礼帽。黻（fú）：通“韨”，古代用做祭服的熟皮制蔽膝。珽（tǐnɡ）：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见时所持的玉制朝板，即玉笏（hù）。
带：指束在腰间的革带，皮带。裳（chánɡ）：古代男女穿的裙式下衣。幅：古代自足至膝斜缠在小腿部的帛条或布条，犹如今天的绑腿。舄（xì）：双底鞋，着地的一层为木底，这里泛指鞋子。
衡：把冠冕稳定在发髻上的横簪。紞（dǎn）：古代垂在帽子两旁用以悬挂塞耳用的玉瑱（tián）的带子。纮（hónɡ）：古代冠冕系在颔下的带子。古人戴冠冕时，先用簪子别在发髻上，再用纮挽住，系在簪子的两端。綎（yán）：古代覆在冠冕上的一种长方形饰物，以木板为干（ɡàn），外包黑色布帛。
藻率（lǜ）：一种用来放玉的木垫儿，外包熟皮，并绘有水藻形图案。鞞（bǐnɡ）：刀剑套。鞛（běnɡ）：佩刀刀鞘的饰物。
鞶（pán）：绅带，又名“大带”，束衣用。厉：下垂的大带。或谓“鞶厉”：是一个词，指束腰革带与革带下垂的部分。游：古代旗帜上下垂的饰物。缨：套在马胸部的革带，即马鞅。数：礼数。
火龙黼（fǔ）黻：都是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花纹，如火形者为“火”，如龙形者为“龙”，黑白色相间如斧形者为“黼”，黑青色相间如“亚”形者为“黻”。
五色：指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比象：指比照天地万物所画出的各种图像。
钖（yánɡ）鸾和铃：都是系在车马和旗帜上的铃铛，系在马额头上的叫“钖”，系在马嚼子上的叫“鸾”，系在车前用作扶手的横木上的叫“和”，系在绘有龙形图案的旗帜竿头的叫“铃”。
三辰：指日、月、星。旂（qí）：旗面绘有龙形图案，竿头系有小铃铛的旗子。
登降：增减。登为增，降为减。有数：指有节度、节制。（注意此处的“数”字与上文“昭其数也”句的“数”字在词义上的区别。）
象：同“像”，法式，式样，这里是榜样的意思。
章：明显。与下文“章孰甚焉”句之“章”义同。
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用以象征九州。夏、商、周三代都把它作为政权的象征，成为传国之宝。
雒（luò）邑：也作“洛邑”，东周都城所在，相传周武王克商后由周公姬旦营建，其故地见《周郑交质》一文的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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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