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梅馆记
病梅馆记
作者:龚自珍 朝代:清代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
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本文表面上句句说梅，实际上却是以梅喻人，字字句句抨击时政，寓意十分深刻。作者借文人画士不爱自然健康的梅，而以病梅为美，以至使梅花受到摧残，影射统治阶级禁锢思想、摧残人才的丑恶行径。“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暗示的正是那些封建统治者的帮凶，他们根据主子的意图，奔走效劳，以压制人才为业。斫正、删密、锄直，这夭梅、病梅的手段，也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扼杀人才的恶劣手段；他们攻击、陷害那些正直不阿、有才能、有骨气、具有蓬勃生气的人才，要造就的只是“旁条”和生机窒息的枯干残枝，亦即屈曲、邪佞和死气沉沉的奴才、庸才。作者“购三百盆”，“泣之三日”，为病梅而泣，正是为人才被扼杀而痛哭，无限悲愤之中显示了对被扼杀的人才的深厚同情。“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就是说要破除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才的束缚、扼制，让人们的才能获得自由发展。“必复之全之”，一定要恢复梅的本性，保全梅的自然、健康的形态。这正反映了作者要求个性解放，“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本文表面写梅，实际是借梅议政，通过写梅来曲折地抨击社会的黑暗，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
创作背景
清朝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奴役人民，一方面以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选用人才的法定文体，以束缚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镇压知识分子.在长期严酷的思想统治下，人才遭受严重的压抑和摧残。此文写于1839年，正是鸦片战争前夕。
赏析四
这是一篇精彩的小品文。作于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作者被迫辞职南归时。
作品以梅喻人，托物议政，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压制和束缚的不满，反映了作者要求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想和渴望发掘人材，治疗病态社会的愿望。
全文在结构上，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通过梅的病状和病因的阐述，含蓄地揭露了封建专制统治和传统思想对人们才能的摧残和精神的束缚。后一部分通过治疗病梅的经过和方法的记叙，隐晦地表达了作者治疗病态社会改革政治的决心和愿望。
文章采用的是借喻的方法，以梅比人，以物喻政，“病梅”象征着病态的社会和被摧残禁锢的人材，“文人画士”暗指封建统治集团的顽固派和专制主义者。
作者认为，世上的事物(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有它自身发生发展的必然趋势。梅，作为一种植物，有它自己发育、生长的规律，或曲或直，或欹或正，或疏或密，都是由于它的属性和生长的环境决定的，应该让它按照自身的规律自然地成长，如果违背它的发展趋势去人为地制造曲直、欹正、疏密，就是对梅的本性的摧残和扼杀。社会上的事物，人们的思想、精神和才能，同自然界的梅一样，也有它自己发生、发展的必然趋势，应该让他们健康地无拘无束地发展，而不应加以压抑和束缚。
然而，“文人画士”却在传统思想的支配下，矫揉造作，从少数人奇特的嗜好和偏见出发，以一种病态的被歪曲了的美学标准衡量天下之梅，违背梅的自然生长规律“夭梅、病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因而使“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是造成梅病的罪魁祸首。社会上的情景与此相似，由于封建专制主义和传统思想观念的压制和束缚，人们的思想被禁锢，人材被扼杀，就像梅树一样，端正笔直的枝条被砍掉，横斜的旁枝却得到保养，新生的嫩芽被毁掉，发展的生机被遏制，造成一种病态畸形的社会，形成一种“万马齐喑”的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和郁闷窒息的时代气氛。作者对当时社会的不合理现象表现了强烈的愤懑，对扼杀人材、禁锢思想的封建专制主义者和地主阶级的顽固派，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作者在对“文人画士”所造成的严重祸害进行强烈谴责之后，进而阐述了自己治疗梅病的主张和愿望。他对梅“皆病者，无一完者”的状况，极为痛心，甘愿忍受舆论的辱骂和攻击，立志开辟病梅馆，采取“疗之，纵之，顺之”的方法，打破一切妨碍梅生长的桎梏，解除一切束缚它发展的绳索，让它按自身的规律自由自在地生长，决心把梅病治好。不言而喻，作者记述的是治疗梅病的方法，实质上是治疗病态社会的政治主张。他要求去掉对人们精神上的束缚和阻碍人材发展的枷锁，让人们的个性得到解放，思想和才能得到自由发展，充分体现了作者改革社会的决心和强烈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