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三良

咏三良
作者:柳宗元  朝代:唐代
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
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
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
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
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
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
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
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
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衣冠整洁的三良正遇上明君秦穆公，他们才高志大，一顾一盼都光彩四射。
他们竭尽全力辅助朝政，使秦国与列国鼎足而立，受到四方称颂。
三良效忠穆公恳切殷勤忠诚不二，君臣间恩礼情义就像秋霜般洁净。
穆公在生时同三良就像一个人一样，死了也不肯同三良分身。
壮士之躯埋闭在幽深墓道，勇猛之志只得填充在棺木中。
人死陪葬不是礼义之举，况且还是用他的忠信良臣！
霸主的基业于是乎衰败不振，而晋楚的国势趁此壮大兴隆。
魏武子之所以不从父命，以人为殉，是认识到父亲被疾病搞迷乱了，遗命不需要遵从。
康公遵从非礼的殉葬作法，陷入父皇陷阱，我想揭竿而起讨伐那昏庸的秦康公。

注释
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
明后：明君，谓秦穆公。
幽隧：墓道。
黄肠：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指棺木。
张皇：张大、扩大。
从邪：指殉葬之作法。
彼狂：指秦穆公子康公。 ▲

创作背景

　　这首诗是柳宗元在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贬谪永州（今属湖南）期间读书有感而作。柳宗元在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被贬来永州，而唐宪宗即位（806年）后，仍信谗贬贤，柳宗元仍然流放在偏远荒凉的永州任司马，这使柳宗元感到失望、迷茫和郁愤。

赏析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