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绘堂记

宝绘堂记
作者:苏轼  朝代:宋代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刘备之雄才也，而好结髦。嵇康之达也，而好锻炼。阮孚之放也，而好蜡屐。此岂有声色臭味也哉，而乐之终身不厌。
　　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其国凶此身。此留意之祸也。
　　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复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
　　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在戚里，而其被服礼义，学问诗书，常与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远声色，而从事于书画，作宝绘堂于私第之东，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为记。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
　　熙宁十年七月二十日记。

相忌：相互猜忌。宋孝武：宋孝武帝刘骏，公元454—464年在位。王僧虔：南朝宋书法家，晋王羲之四世族孙，仕宋为尚书令，工隶书。《南齐书·王僧虔传》：“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年号）世常用掘笔（秃笔）书，以此见容。”
桓玄：东晋权臣桓温之子，后篡晋安帝自立，兵败伏诛。《晋书·桓玄传》：元兴二年（403），桓玄带军队讨平后秦姚兴，整理行装时，“先使人作轻舸，载服玩及书画等物。或谏之，玄日：‘书画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战危，脱有不意，当使轻而易运。’众咸笑之。”走舸：不忘记把书画带上船。
王涯：唐文宗宰相，字广津。《旧唐书·王涯传》：王涯极喜书画，“前代法书名画，人所保惜之，以厚货致之；不受货者，即以官爵致之。厚为垣，窍而藏之复壁。”甘露之祸时，尽被人破壁取去。复壁：夹墙。
儿戏：贪念书画等身外之物。害其国，凶其身：忘国丧身。
吾予：给予我，为倒装句。
颠倒错缪（miù）：本末倒置。
不复好：不再沉溺于其中。
蓄：收藏（书画）。
欣然接之：喜悦高兴地去欣赏它（指前面所指烟云的美丽和百鸟的呜叫声）。
驸马都尉：官名。汉武帝时始置，掌副车之马，为陪奉皇帝乘车之近臣。魏、晋以后，帝婿例授以驸马都尉，遂成为称号而非实官，简称驸马。王君晋卿：即王诜（1036-1093后），字晋卿，太原（今属山西）人，徙居开封（今属河南）。出身贵族。熙宁中尚宋英宗第二女魏国大长公主，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为利州防御使。能诗善书画，工弈棋。《宋史》有传。戚里：帝王外戚聚居之处。《史记·万石君传》：“徙其家长安城中戚里。”《索隐》：“于上有姻戚者居之，故名其里为戚里。”
角（jué）：衡量，考察。《孙子·虚实》：“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曹操注：“角，量也。”《汉书·东方朔传》：“（董君）常从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颜师古注：“角犹校也。”
平居：平时、平素。攘：排除。膏粱：精美的食品。
屏远：断绝，远离。声色：歌舞和女色。
蓄其所有：（在屋舍中）放置（他收藏的）书画作品。
庶几：句首表示希望的语气词。全其乐：保全收藏书画带来的快乐。远其病：避免过度沉溺其中，为之所奴役。▲

创作背景

　　根据清人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这篇文章作于熙宁十年（1077）七月二十日。当时苏轼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诜的家里建造“宝绘堂”，收藏历代书画，请苏轼写一篇记文。在《乌台诗案》“与王诜作宝绘堂记”曰：“熙宁五年内，巩（指王巩）言王诜说贤兄与他作《宝绘堂记》，内有‘桓灵宝之走舸（原文作“桓玄走舸”）王涯之复壁，皆留意之祸也。’嫌意思不好，要改此数句，轼答云：‘不使则已’，即不曾改。”时间恐有误，当以作于熙宁十年为是。

赏析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以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以物挫志”（《天地》），“不以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以物易其性”（《骈拇》），“弃身以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