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知青文学

浅谈知青文学
何为知青文学？当代人普遍认为，知青文学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作家，对“文革”中知青的遭遇，以及“文革”后知青生活道路和思想情感的文学表达。这与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知青文学的界定保持

四、知青文学的转型与衰微

上一部分谈到了20世纪80年代知青文学主题与叙述模式的转变，实际上这一转变预示着中国文学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所以兴起，是处于主导的现实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与社会发展的阶段与作者面临的创新压力有关。中国文学在这一时期向现代主义转向不过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的接续罢了。

早在“文革”结束初期，作为伤痕文学一个偏门的王蒙就尝试用意识流写作，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现代主义的早期践行者。王蒙的意识流写作，更多是在现代派技术的掩盖下，悄悄越过主流价值之外的小心翼翼的异端尝试，属于反思文学中较为深刻的写作。到刘索拉发表《你别无选择》以及徐星发表《无主题变奏》之后，现代派在中国文学界已经崭露头角。

在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现代派创作手法和思想的影响下，知青文学的创作主体开始反省并寻求艺术上的突破。面对现代主义思潮，中国文学的主导文化受到来自创新的新文化的冲击。主导文化中的变革因子与创新文化相结合，催生了寻根文学的发生。寻根文学是知青作家面对现代主义冲击的自然反应，但同时也是他们追踪现代主义的结果。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国际上大获成功对中国文学带来了巨大启示：回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一样可以具有现代性。陈晓明教授认为：“‘寻根’可以从西方现代主义的高度撤退下来，回到熟悉的民族本位，甚至再回到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书写乡村生活，而并不一定会失去现代主义的艺术性质或水准，这是中国作家豁然开朗领悟到的一个境界。”“寻根”的文学概念于1984年提出，随后学界出现了大量相关言论。虽说“寻根”的旗号1985年年底才打出来，但被列为“寻根”系之内的作品很多是之前发表的。含有“大自然主题”的早期知青小说都被归为“寻根文学”，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邓刚的《迷人的海》等。寻根文学具有突破性的作品应该是阿城的《棋王》。在《棋王》里，阿城把知青文学书写时代和历史的主题转换成对叙述知青的个人记忆。王安忆的《小鲍庄》也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里，乡土中国的背景成了叙事的主体部分。不过，批评家认为，寻根文学站在文化的高度夸大了个人的记忆，将个人的记忆上升为艺术创新和思考国家宏大命运的高度，实际上显得笨拙、虚假和矫情。

到20世纪90年代，知青文学全面衰微。梁晓声、张承志、史铁生依然辛勤地耕耘在文学领域，其他的作家要么改变了写作题材，要么转换了职业。他们三人的创作成为知青文学的绝响。此外，王小波《黄金时代》的问世，实现了之前知青作家一直未能实现的突围。作品中对性爱的正面书写，对现实的批判和嘲讽，对人生状态的反思，对人性自由和本真的彰显，迥异于90年代之前的知青小说。除了《黄金时代》之外，90年代有影响力的作品少得可怜。文学界反应不错的作品，不过是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邓贤的《中国知青梦》以及老鬼的《血色黄昏》等几部。与之鲜明对比的是，这个时代出现了数倍于知青小说的知青回忆录。知青回忆录作为一种压抑已久的民间声音，是知青文学的另一种立场和姿态。这部分回忆录多少有点直面历史，进行自省和忏悔的精神，好歹弥补了一点早期知青小说的不足。

很多人把姜戎于2004年出版的《狼图腾》归入知青文学里。虽然这部作品从题材上看可以归入知青文学，但它对民族性的思考主题远远压倒了知青文学“青春无悔、蹉跎岁月、劫后辉煌”的惯常主题。2013年出版的，梁晓声的《返城年代》和韩少功的《日夜书》，主题、格调与当年的知青文学差异明显，是知青文学的变体，也算是在新世纪的回光返照。虽说知青文学的各种变体不断出现，但作为有着特殊反思性背景和主题意向的知青文学已经终结。

五、知青文学未摆脱主流政治意识

站在新世纪的今天，可以明确地说，知青文学已经成为历史，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还将继续出现。纵观知青文学史，有一点可以确定，知青文学是特定政治意识、政治体制或政策的产物。知青文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带着浓重的政治性。知青文学的主题也随着现实政治的变化而变化。知青文学巧妙而又隐蔽地寄生在政治体制上，为某种政治运动、政治统治进行合法化的文学表达。无论在任何时期，知青文学首先表达的是意识形态功能和政治体制内的审美观念。作家只有在满足了这种政治需要的前提下，才能进一步讨论艺术性及文学性。改革开放之前的文学，这种意识形态烙印明显，所以没有出现伟大的作品。改革开放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知青文学依然是现实政治的工具。在僵硬的政治指令与缺失人性浸淫的意识形态中，知青文学先天就带有鼓动人心、让人热血喷涌的气质，很容易融入青年人的血脉深处。

无论是“文革”期间的革命浪漫主义叙述，还是伤痕文学时期对“文革”的深刻批判，以及后来高唱所谓的青春无悔赞歌，都是现实政治的需要。知青文学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先天的局限性。知青文学巧妙地寄生在政治体制上的本性，决定了它对社会政治批判或政治运动抱有一定的使命感。作家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承担起了这个使命。“文革”后冠以知青文学标志的作品，要么是对过去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批判，要么是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表达直接的拥护或支持。在这种拥护或支持中，作家获得了相应的文学地位和政治地位。本质上，这是作家与政治体制的共谋。

无论是归来的“右派”作家还是知青作家，在新时代，他们很快就成了既得利益者。在体制温暖的羽翼下，他们要么将早已愈合的伤痕小心翼翼地戳开一个小口，血肉模糊地展示给人看；要么将伤痕当做荣誉的胎记，渲染它曾经的辉煌与光荣。恐怕没有多少作品是通过作者心灵净化后才呈现给读者的。这个特点决定了知青文学的非文学性，以及它浓厚的政治话语色彩。

随着文学多元化时代的到来，知青文学所秉持的这种隐晦的价值慢慢受到消解，而知青文学也响起了丧钟。并不是知青作家抛弃了知青文学，也不是时代抛弃了知青作家，而是政治体制抛弃了知青文学。当现实政治运行稳定且成熟时，当回城知青慢慢走上体制内各个领导岗位时，现实政治已经不需要知青文学为其代言了。知青文学与政治意识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它的厚度与反思的力度有限。很多知青小说反思“文革”，批判极左路线，却并没有反思人性，更没有反思中国人在那个时期应该承担的责任。很多伦理与人性的问题，在知青小说里变成了政治和历史的问题。

正是把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自身”排除在反思之外，才使这类小说的主题如此具有灵动性。一会儿舔舐伤口，一会儿展示伤痕；一会儿青春无悔，一会儿蹉跎岁月。这类作品，从文学的角度讲，更多像是政治报告或宣言，不太像小说。知青这一代人，在那段历史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到底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这是“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人对历史的拷问。展示壮丽的蹉跎岁月，沉湎失落的青春更像是“文革”后“胜利者”的自我陶醉，抑或是“既得利益者”的意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