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与人生态度

作文与人生态度
我曾应邀参加过全国中学生文学夏令营。在美丽的北戴河，我在尽情欣赏旖旎的海边风光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当代青少年观念的开放、思想的敏锐以及众多文学少年出色的写作才华。但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如有的同学显

我曾应邀参加过全国中学生文学夏令营。在美丽的北戴河，我在尽情欣赏旖旎的海边风光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当代青少年观念的开放、思想的敏锐以及众多文学少年出色的写作才华。但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如有的同学显得过于活跃，他们热衷于签名合影送资料，自我推销的热度很高，使人明显感到他们对一举成名的渴望…… 
　　最有意思的是来自湖北的一个小伙子，他送给我一本印有他的署名和香港某出版单位的书。我细心地翻阅了全书。应该说，作为一名中学生，如果属实，能写出一本书，而且能在香港出版，这肯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且书中也确实有一些不乏少年英气的文字。但作者在封二的自我介绍中，说自己是“著名校园作家”“已发表作品数百万字”，还说自己的“作品引起轰动效应”“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多种作品被某某图书馆收藏”云云。我对那个小伙子直言相告：“你的那些自我介绍文字很不恰当，有明显的自我吹嘘和哗众取宠之嫌。而且，这段自我介绍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你作文不够严谨――两个错别字，加上至少三个地方的病句。”我们当然不能对青少年提过分的要求，但这样的作文心态如果任其发展，不但不利于青少年作文水平的提高，而且会有害于他们以后的人生成长。 
　　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专门话题来谈呢？因为事实上它并不单单表现在青少年身上，它实际上已成为令当今写作界困惑的一个社会问题。 
　　难道不是吗？据《新闻出版报》载：北京大学两名在校学生写了一本书――《制造100个百万富翁――北大方正启示录》。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被写对象并不领情。北大方正认为，两位作者从未深入过企业，也不了解方正的实际情况，却说所写的内容是采访得来的材料；引用该企业领导人的言论，却把原意弄反了；以浮夸的方式将企业“歌颂”到与事实有较大出入的地步：如此“吹捧”方正，实在是让企业陷入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由于写作态度不严肃，因此，全书在文字上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论点、论据前后矛盾的错误。报纸引用有关人士的评述说：“此书不成系统，全无章法，好几章与内容主题毫不相干，纯粹是勉强拼凑而成。” 
　　以上两件事都说明，无论是在校的中学生，还是在校的大学生，都有可能由于写作态度不严肃而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是直接影响社会，二是影响自己的成长和进步。青少年的可塑性最强。毫无疑问，以上所列的中学生和大学生都具备一定的才华，只要勤奋刻苦，老老实实地沿着读书写作的轨道走下去，是完全可以实现其人生价值的。相反，如果成天想着投机取巧，或天天做着一举成名的美梦，那么，即使得到了一些名利，肯定也是暂时的，将会失掉更多的东西。 
　　将作文与人生态度作为一个专题讨论，这不仅仅是个别事例引起的话题，更是因为在作文诸要素中，人生态度对作文的重要性事实上被忽视了。写作学专家许杰教授认为，一篇文章或作品的形成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作者内在的主观人格力量；二是作者所选取的题材内容；三是作者用来表现这题材的技巧和形式。这是任何作者，包括名作家和一切习作者都不能违背的准则。而在这三个要素中，最重要且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第一个要素。可以说，许杰教授的观点恰恰击中了写作问题的要害。近几年，作文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误区。写作本来是一项最有创造性、最具个性化的思维活动，但具体到作文训练中，却用机械划一的所谓模式去要求学生写出符合统一要求的标准化作文来。学生每每作文就小心翼翼地去搬用套用那些模式。只要稍有写作实践的人都会觉得，这样做对于写作者来说肯定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如果把人格和道德的要求从写作活动中剥离出来，那就意味着忽视了写作活动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前提性因素。人格、道德和作文的关系，前人有过不少的论述，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所谓“文学即人学”等等，都是把写作提高到“道”与“圣”的哲理高度来看待的，因此，与其说作文是单纯结构文字的技巧，不如说更多的是体现人文精神的思想过程。现在，针对青少年作文训练中少人文精神、重技巧形式的实际问题，我们觉得有必要强调作文与人生态度的关系，有必要帮助同学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人生态度对作文的重要意义： 
　　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非分明的爱憎观，对国家对人民充满着真挚的爱，是优秀作品产生的源泉 
　　“愤怒出诗人”，诗圣杜甫生活在唐朝动荡不安的年代，他在贫病交加的生活中，目睹了统治者的凶狠贪婪，亲身体验了安史之乱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残酷的现实和自身的苦难使杜甫心胸难平，于是一首首控诉封建统治者、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诗篇便如无可阻挡的江水一泻千里奔流而下：“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的这些诗句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他的诗歌之所以被誉为“诗史”，是因为杜甫心中充满着对人民疾苦的真切关心，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忧虑，以及他那爱憎分明的鲜明立场。 
　　鲁迅的杂文，大体也是这种情形，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与其说是由于娴熟的文字技巧，不如说是“出离愤怒”的必然结果。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当然与杜甫所处的封建社会和鲁迅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本质的区别，但就写作活动而言，有一点是共通的，即写作者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要有关心人民、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宽广胸怀。许多优秀的甚至伟大的作品都是在某个辽远而宽广的思想背景下产生的。比如抗洪救灾，这是一个大题材，你当然可以从正面去歌颂全国军民不屈不挠、严防死守、可歌可泣的壮举，但在这同时，对一些在抗洪的关键时刻不负责任、贪生怕死，甚至只图享受、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难道可以听之任之、不加揭露吗？这就是作文者的一种内在的人格要求。已经逝去的散文大师冰心一方面是无比的纯洁赤诚，另一方面又特别痛恨为虎作伥、不知群众疾苦、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当权者。她曾幽默地说自己“无官可罢，无职可撤”，可以真正做到“五不怕”了。其实，这正表明冰心对国家对人民高度的负责精神和博大无私的爱国情怀，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是冰心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势头，不断写出情感充沛、机锋锐利、足以动人心魄的优秀散文的重要原因。 　　二、个人的品质和修养直接影响到文章的品位和质量 
　　鲁迅和周作人是同胞兄弟，同为学者作家，但个人品质不同，人生修养各异，他们作品的影响和作用也大不一样。前者有坚定的民族自尊心，充满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情怀；后者则丧失民族气节，苟且偷生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下。“道德文章”在鲁迅周作人兄弟二人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