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午上高宗封事

戊午上高宗封事
作者:胡铨  朝代:宋代
　　绍兴八年十一月日，右通直郎枢密院编修臣胡铨，谨斋沐裁书，昧死百拜，献于皇帝陛下。
　　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诈诞，斯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者无故诱致虏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刘豫臣事丑虏，南面称王，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一旦豺狼改虑，捽而缚之，父子为虏。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邪？
　　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然而卒无一验，则虏之情伪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况丑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当时尚不肯北面臣敌，况今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只如顷者敌势陆梁，伪豫入寇，固尝败之于襄阳，败之于淮上，败之于涡口，败之于淮阴，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万万矣！倘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今无故而反臣之，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虚名，惜夫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近者礼部侍郎曾开等引古谊以折之，桧乃厉声责曰：“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则桧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见。而乃建白，令台谏侍臣佥议可否，是明畏天下议己，而令台谏侍臣共分谤耳。有识之士，皆以为朝廷无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变左衽之区，而为衣裳之会。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冠之俗，归左衽之乡。则桧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矣。孙近附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漫不敢可否事。桧曰“虏可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臣尝至政事堂，三发问而近不答，但曰：“已令台谏侍从议矣”。呜呼！参赞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虏骑长驱，尚能折冲御侮耶？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
　　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小臣狂妄，冒渎天威，甘俟斧钺，不胜陨越之至！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创作背景

　　南宋建立以后，宋高宗赵构对女真族的侵扰，始终采取妥协求和的苟安政策。一些不甘心当亡国奴的文官武将在人民群众抗金热潮鼓舞下，反对求和，进而形成了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赵构即位之初也曾做出一些抗金的姿态，以主战派李纲为相，但时间不长。绍兴元年（1131）八月，宋高宗任用秦桧为相，次年八月迫于舆论压力，把秦桧罢相，绍兴八年三月复又起用秦桧，自是专主和议。秦桧遣王伦再使金国奔走谋和。王伦回朝时，金国遣官为“江南诏谕使”到南宋议事将南宋视为其附属国，激起了文臣武将的纷纷反对。主战派代表人物张浚、韩世忠、岳飞等立场非常鲜明。张浚连续五次上书反对议和，岳飞说“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当时，身为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怒不可遏，认为必须立斩秦桧、王伦、孙近的头，狠狠打击投降派，才能振奋民心士气，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写下了这个奏本。戊午即绍兴八年。 ▲胡铨（1102年—1180年），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芗城（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值夏镇）人。南宋爱国名臣、文学家，庐陵“五忠一节”之一，与李纲、赵鼎、李光并称“南宋四名臣”。淳熙七年（1180年），胡铨去世，追赠通议大夫，谥号“忠简”。著有《澹庵集》等传世。► 135篇诗文　► 70条名句